中国人的自信

文/李莹

     一日，我服务的语言培训学校打电话来，邀请我为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作一次关于法国文化的讲座，为了扩大生源。我很高兴，欣然而往。

     与我同车的是一位韩国学生，学中文大约五年多的时间，他的汉语非常流利，以至于我一开始竟把他当成了中国人。他在南京作了第五场讲座了，场场爆满，中国学生常常问他一些让他很难作答的问题，像是他怎么样看待台湾问题，朝鲜问题。

    我以前也有很要好的韩国朋友，可是那时我们很少谈及政治。今天，我开了头，我说韩国人很了不起，在很短的时间就成长为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他立即否定了我的说法，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韩国与其他亚洲四龙（韩国人从不说亚洲四小龙）发展程度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香港，台湾的发展也很好，并且举各种各样的例子告诉我韩国目前的发展困境，和所面临战争和经济的威胁。他的说法我并不赞同，韩国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奇迹，因为韩国的没有香港和台湾的地理优势，也不具备中国广袤的领土，相反一直受朝韩战争的威胁。韩国的领土面积是中国的一百分之一，而人口却将近五千万。可贵的是，韩国人有了自己的创新能力，树立起自己的高科技大品牌，并且成功地将自己薄薄的文化底子转变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韩流，席卷亚洲，尤其是中国。他听了我的说法，非常谦虚地说韩国比起日本还差得很远。韩国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个目标，就是绝对不能输给日本。足球比赛的时候，明明已经进了四强，完全可以省省力气，免去和日本的交锋，然而韩国人却执意要踢赢日本。

     我不禁为他的态度翘起大拇指，忽然觉得中国的落后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种态度。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相当得意，认为自己从无到有，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现在不少国家已经发表了中国威胁论，紧张地预言中国的强大。我曾经也有同样的想法，民族自豪感很强。然而，自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没有底气。中国企业的发展普遍缺乏创新能力，一再地模仿，照搬。学不到别人的就只好花大价钱购买。在神龙公司，高档次汽车所有关键部分的零件，如发动机都是从法国进口。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医疗、社会保障……中国民众都在默默承受着因为改革的缓慢，而带来的种种痛苦。可是，即便如此，大部分的中国人谈起中国的经济发展时，都会相当的自信，完全没有韩国人的谨慎。殊不知，中国威胁论在国外只是一种声音，大部分人都说中国的发展很好，可是有多少人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国外经济学界对中国的发展，很多还是比较低调的，在法国的经济课堂上，我们的研究的成功案例可以是日本、韩国甚至是印度，但从来没有中国。中国现在的发展很多都是以能源和环境作为代价的。从成都到九寨沟的路上，一路的风景让我们遗憾，到处都在开山、采矿，掘石，山体滑坡非常严重，大雨过后，到处发生不同程度的泥石流，我们的车就险些被山上滑落的巨石砸到悬崖下。金沙江面上可以见到许多中小电站，严重改变着江里的生态环境……中国人赚到的外汇，很多是以打工仔十年未变的工资作为代价的。传统的中国人，是很谦虚的，很少自夸，得到别人的夸奖时，也常以“哪里，哪里”作答。唯独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有着过分的自信。

     每次给法国公司或机构作翻译都让我汗颜。在上海中法企业会谈时，我所服务的公司生产的是绿色环保清洗剂和消毒水，其最大的特点是完全实现绿色环保，从原料加工到投入日常生活的使用，对人体完全无毒无害，也不会污染水源。该公司拥有多项法国政府大奖，并取得了世界各国的专利权。其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设备都是完全自动化，一个控制员只需钦下按钮就可以得到几吨的清洗和消毒产品。然而，前来参加会谈的中国企业大多数非常短视，他们只关心产品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的利润率究竟有多大，而不希望投入绿色环保产品。其实，该产品的价钱的确比传统的化工洗液贵一些，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和自己的安全。在前来洽谈的十六家中国企业中只有一两家对产品表现出来浓厚的兴趣。

      还有一次，给法国斯特拉斯堡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来南京寻找联谊学校的校长作翻译，南京一家营养学校接待了这位校长。中国的校长对于学生的发展并不是很在意，而是非常希望挂一个中法联合办学的牌子，以扩大其招生，至于交换学生和交换老师的项目他们虽然有一些兴趣，却不愿为此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相反，法国的校长在来之前，将合作的计划设计的很详细，他们可以为交换学生做到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全部是在来之前和学校商量好的。她提出各种各样的合作模式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后，虽然中方的兴趣不是很大，提出的条件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却为了表示热情，中午请法国的校长在南京的五星级酒店用午餐，十分奢华和讲究，学校里的领导也借机好好享受了公款吃喝的幸福生活。最近一次商贸会谈，我还借机在南京国宾馆享受了一次国宾待遇。

      我所接触到的所有法国公司，都无一例外的在创新上投资巨大，收益也因此颇丰。他们不是不惧怕仿制和竞争，只是一直努力走在最前列，总有新的产品出现，总能让竞争者措手不及。竞争和仿制者刚刚将市场上流行的产品拿到手里，潮流已经悄然更替，他们的战略与日本人的投资观念是一直的。“除了短期存在的革新者的利润之外并没有什么‘利润’—即一旦在市场上出现新产品的竞争—老产品就不会赚钱，只会蚀本。”日本企业和西方许多公司长期以来的经营政策是：五年以后，销售额的百分之七十将来自还不存在的产品，他们预先为舍弃一个新产品规定一个时间，从而迫使自己即刻为替代这一产品而工作。“这一工作在三条平行的轨道上进行。第一条－日本人称之为改善—是按特定的目标和期限组织起来进行—如，在15个月内降低成本的15％，或在同样的时间内使可靠性有10%的改进，或在性能上有15% 的提高——等等。在每一项改进中，改进后的产品实质上是一种不同的产品，即新产品。第二条轨道是‘跃进’，即从原有的产品中开发出新的不同产品——如索尼公司从新开发的便携式收录机中开发出了随身听录放机。最后一条轨道是真正的创新。主要的日本、韩国和欧美公司正日益自行组织起来从而使三条规定能同时在一支交叉职能队伍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其结果是推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新型的不同产品来代替每一种现有的产品，并在同等的资金和时间的投入下，获得一种改进的产品，一种跃进的产品和一种真正创新的产品。三种产品中只要一个成为新市场的领头羊，就能产生‘创新者的利润’。”（引自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丛书）。我曾经服务的一家法国灯具公司，规模很小，员工总数只有30人，然而每年在全球的营业额可以达到几百万欧元，每年他们投入在创新上的资金占到的营业额的10%。即使是一家小小的灯具公司，都可以做到如此规模的技术投入，让人不禁佩服其发展眼光。

      而中国大多数企业，并不是太重视这方面的投入，他们是市场的跟随者，是竞争和模仿者，却很少成为市场的领头羊，他们饱受竞争之苦却不求创新。中国外贸企业最擅长做的事就是CONDITIONNER，也就是说将国外的产品进行包装和成品加工。汽车企业，进口所有的关键零件，在中国经过组装，利用中国廉价的钢材制造大批量的汽车，在转销到国外。洗涤剂厂，进口大桶的原液，使用大量的石油和人力资源，在中国进行小桶分装，销售到中国或周边的亚洲资源穷国，日本、韩国。就连出口打印用的油墨厂，也只是将美国生产的优质油墨大桶进口，进行分装之后，再“出口”到美国。这就是“全球化”，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生产，以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遗憾的是，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拥有的最大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环境、资源和能源价格、人民币的过低的汇率造成的高耗能和耗人力的成本再度巨减。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但是，中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已经可以排在全球的倒数前几位，中国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总数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不断攀向高峰，然而高素质人才的数目却在这场滑稽的“产业化”的浪潮中急剧地减少，再加上优秀的人才大量的流失国外。西方很多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研发部门搬到了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印度作为全球的研发中心自然会趁此便利，迅速成为新兴的科技大国。那里的金融业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逐步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去年，作为一个电视剧组的翻译，我随同剧组在上海郊区一座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的公园进行了一周的拍摄，拍摄内容是一场西班牙战争。那里是被人遗忘的角落，第一次去的时候，公园的欧式建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面貌，只是因为没人管理到处长满了杂草。树木茂盛，湖水清澈，公园的魅力依旧。然而，仅仅一周，因为拍摄的需要，公园的树木和杂草全部枯黄，建筑上都被抹上了黑烟，有一处，因为一次失火，已经部分倒塌，垃圾满地。当剧组因为完成了拍摄任务，兴奋地离开时，我已经不忍心回头，因为我知道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一场可怕的拍摄，没有人知道这场拍摄什么时候结束，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残局。

        萨特说，那些说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个事情需要改变，却两手一摊，说我对此无能为力的人是真正的Salaud（卑鄙的人）。萨特的存在主义要求人们，必须“介入”（engager），而不是逃避。我没有权力进行政策的改变，没有资本去进行技术革新，但是我必须将我的主张宣传，在大学的讲堂里，我告诉我的学生，中国内外都在发生什么，给他们讲述所经历的事。在这里我写成文，告诉你们我的想法。我在努力“介入”，因为我不希望中国输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可以自己毁掉自己的战争。

2006年4月3日